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有着不平凡的意义。在这个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什么是适合我们国家的发展路线，也是从此开始我们不再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是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的国情中来。

那么遵义会议上都发生那些事情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和共产国际站到对立面？又是谁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为确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一定对共产国际这个组织不陌生。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由苏联主导的把各国无产阶级力量团结起来的一个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与共产国际脱不开关系。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布尔什维客党就在联系中国的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比如李大钊和陈独秀，指导他们建立自己的党派。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产国际也派出了马林和尼洛科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实际的帮助，而共产党也自然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只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的总部和支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接受帮助是一回事，服从命令就是另一回事了。共产国际与党矛盾的种子就正是在这里。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就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当时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联俄指的就是联系共产国际，取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包括早期共产党的主要活动经费也都主要来自于共产国际。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国民大革命中，共产国际过分高估了国名党的影响和地位，没有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造成国共合作破裂后，大量共产党人被屠杀。

也是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陈独秀先生。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先生就十分反对把中国人革命的主动权交到共产国际手里。

陈独秀先生始终认为，中国的革命还是要听中国人的，所以当中共六大提出在苏联召开时，陈独秀坚决抵制，最终没有出席会议。

可早期的共产党还没意识到要将陈独秀先生这一主张的重要性，依旧是一味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导致党在早期建设时，犯了很多错误。

比如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王明，因早年在苏联留学，与共产国际联系很深，因此成了党的领导人。他对于共产国际几乎是无条件的信任和盲目的崇拜，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都会绝对执行，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

与之相反，毛主席则是从实际探索中，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

1930年，蒋介石开始组织兵力对我党发动“反围剿”战争。毛主席利用在井冈山根据地期间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优势，使得我军即使在兵力和武器落后的情况下依旧取得战争胜利，为我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但是，王明却忽略了毛主席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坚决要求我党贯彻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完全不考虑这条路是否复合中国国情。

可毕竟有苏联珠玉在前，王明以此成功说服了党内的大多数人和他站在统一战线，在政治上排挤毛主席为代表的少数人的观点，并将他们的权利通通架空，毛主席因此失去了对军事的指挥权。

为了党的统一与稳定，毛主席选择隐忍把精力都放到苏区的经济建设上来，带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搞生产。为前线军队提供物质保障。

1931年11月，党召开“赣南会议”，提出要去攻打大城市作为红军后续发展的场所。毛主席提出反对，党的实力薄弱，没有跟国名党正面硬刚的实力。

王明早就对毛主席压了一肚子火，当即就指出毛主席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否定了毛主席的所有意见。

转眼到了1932年，中央依旧要执行放弃农村，到城市去发展的路线。毛主席心急，便劝大家说，日军已占领东三省，很可能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去城市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在世界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大多数人对于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想法都是，如何武装保卫苏联不受侵犯，共产国际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而毛主席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让大家觉得毛主席不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彻底惹怒了许多共产国际的忠实拥护者，彻底受到排挤。

毛主席无力回天，恰逢身体不适，便回到乡下去养病。

这一退让，使得党内左倾的错误越走越远。

1931年，因工作需要，王明去了苏联。走之前，为了保障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被动摇，扶持了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博古主宰党内的领导大权。

这时，党已经迎来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就在博古苦于不懂军事，不知该如何应对之际，苏联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苏区，解了博古的燃眉之急。

博古见到李德，仿佛见到救星一般。博古和王明一样是对共产国际盲目相信，他认为，李德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就一定能帮助红军在接下来的战争里取得胜利。

为了招待李德，中央特意在一片广阔的稻田地中建了一所房子，作为李德的住所，这座房子也被称为“独立房子”，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期间，李德就待在这座房子里，指挥了整场作战。虽然他是苏联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指挥。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蒋介石亲自到前线督战，调动了近百万军队，而李德只知道套用理论模板，丝毫没考虑到敌我双方实力差距，连他手中的地图都没有考究过是否有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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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指挥战争太过死板，完全根据一张地图来调动军队。常常让军队在相隔甚远的两个地点之间来回奔波，丝毫不考虑现实中这两个地方到底有多远，能不能快速到达，颇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

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红军由八万人锐减至三万人，造成巨大损失。

但是，李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认为红军的失败都是由于前线指挥官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导致的。为此他一度喊打喊杀，要惩治前线带领军队的人。

当时的中央，为了便于指挥，结成“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一切决定由三人共同商议。

而在“三人团”里，博古一直无条件支持李德的决定，周恩来的意见往往被忽略，使得我军一直陷在错误的泥潭里。

1934年10月，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党中央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带着仅剩的红军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这时所有人的内心都是迷茫的，党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党究竟该何去何从成了困扰在每个人心头的疑问。王稼祥也是如此，对革命的未来充满担忧。幸运的是，他在这时遇到了毛主席，解答了他内心所有的疑惑。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力挽狂澜

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也跟着时代的洪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读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这段经历，王稼祥与共产国际同样关系密切。

1930年，王稼祥学成归国，并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与王明不同的是，王稼祥并未因此贪恋共产国际赋予的权力，而是切身实地的站在中国革命的大局上考虑问题，也因此王稼祥对毛主席十分留意。

王稼祥对于李德的瞎指挥早就心生不满，并且在他的有意观察下发现，凡是按毛主席想法执行的战略，总是能取得圆满成功。反之，一味的照搬苏联经验盲目用于国内的路线，则全部失败。这让王稼祥对毛主席越来越敬佩。

长征初期，王稼祥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受重伤不得已，只能由士兵抬着担架进行转移。毛主席也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两人便有了机会，在一起促膝长谈。

在谈话的过程中，王稼祥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是基于中国的国情而产生的。同时，他心里也越来越认定，李德，博古等制定路线的错误性。

意识到这一点后，王稼祥再也无法安心躺着养伤了，他本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他要用自己的职权，为党做一点事。

他先是在各种场合公开支持毛主席的观点和路线，拥护毛主席的决定和主张。

1934年12月，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未来的行军路线。博古，李德坚持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但是蒋介石的军队就部署在北上的必经之地，此时北上无疑是在和国民党硬碰硬。第五次反反围剿战争才刚刚失败。如果再遇到国民党的大规模袭击，也有可能造成党的全军覆没。

因此毛主席当即就站出来反对，建议部队先渡乌江进入贵州，然后再考虑北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遭到了博古，李德的反对。两种意见僵持不下，王稼祥果断表示支持毛主席。最后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行军路线。

这就是黎平会议，这次会议王稼祥又再一次的感觉到了毛主席在战略上的英明，让他更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于是王稼祥随后在私下里找到张闻天，说服他同意和自己统一观点。又找到聂荣臻争取到他的支持，几人联合起来一同与博古，李德错误思想作斗争，修正党的错误路线。

其实，当时的王稼祥受伤非常严重，因为一开始做了保守治疗，他的伤口里弹片没有取出，伤口无法愈合。做这些工作时，他腹部还接着管子。但一切疼痛在党的前途面前，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并在15日至17日召开了对我党前途影响重大的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先是由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报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和李德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一味的把战争失败归结于敌人的强大。

随后毛主席站出来，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地指出了二人的左倾错误，指责他们是不分敌我实力只知一味进攻的冒险主义和照搬别人经验不考虑实际的教条主义。

李德当然不服，关键时刻王稼祥痛斥了李德和博古二人的独断专行，说他们是反民主主义，在党的各项决策上，根本不听其他人的意见，只按照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旦有人反对，就对他们进行惩罚，正是因为二人这样不正确的领导，才使红军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王稼祥还提出，要在党内恢复毛主席的领导权，重新改组中央的指挥机构，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在王稼祥的全力支持下，遵义会议重新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将党带到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为长征的胜利，改制为今后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所以，后来毛主席每每想到遵义会议，都会对身边的人说道，王稼祥是有功的，他为中国革命力往狂澜，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共产国际的爱恨纠葛

历史进程走到这里，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彻底独立自由，不再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于当时正处在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就像是一座巨大的丰碑，人们很容易沉迷在他的光环之下，而忽略实际情况。

遵义会议能召开的条件，除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我们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所以一切的决策都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等到我们再次联系上共产国际时，就不一定能保证什么都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比如前文提到的盲目信奉共产国际的王明，第五次反围剿前，去了共产国际，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国来搞了许多事情。

1937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共产国际也给出了要共产党一切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的行动方针。这时，王明回国和周恩来一起组建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服务。

王明依旧没改掉他的错误，在苏区时，盲目在中国贯彻苏联革命的路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毫无底线的执行共产国际决议。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王明在未经过中央的同意下，私自对国民党进行无底线的退让，对党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最终1938年，中共中央撤销了长江局。

那究竟党是什么时候才彻底独立起来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定是离不开共产国际理论上的支持与帮助，再有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于共产国际。

针对这两点，党也是逐步脱离共产国际的管束的。在物质上，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搞土地革命，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红军自给自足，不用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

在思想层面上，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抽象的，更应该是与中国国情具体相结合的。

1941年，延安还搞了一场整风运动，其中一个目的为的就是去掉党员干部中间对苏联盲目崇拜的问题。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世界建立统一反法西斯战线的需要，苏联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也从共产国际支部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几十年的爱恨纠葛，也在此彻底结束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是我们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会议，意味着我们开始独立地领导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独立的思考我们革命中应该执行的各项路线，独立的选择党的领导人。

是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开始独立成长起来的重要转折点。

时光荏苒配资平台哪个好用，岁月如梭，如今的遵义会议已成为历史，愿我们都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今后无论遇到各种困难，也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坚守自己的想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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